【影展專訪】在爆炸與流亡的暗影中尋求溫柔的平衡：《我是桐島聰》編劇梶原阿貴

文／郭正偉 ▪ 編輯／林辰娟 ▪ 核稿／陳奕婷

日本電影《我是桐島聰》，不僅戲劇性重現「東亞反日武裝戰線」成員桐島聰，長達半世紀的逃亡生涯，更因編劇梶原阿貴的個人身世背景，承載了更深邃的歷史重量與情感深度。身為同樣參與爆炸案並遭通緝的梶原讓二之女，梶原阿貴對炸彈犯家庭的描繪，更多了局外人無法企及的細膩。這份獨特視角貫穿了電影《我是桐島聰》，以及其相關作品──以涉案人員家屬視角撰寫的自傳《炸彈犯的女兒》（爆弾犯の娘）。

梶原阿貴說明：「1970年代的日本，無政府組織『東亞反日武裝戰線』興起，根植於日本侵略亞洲國家的歷史，以及二戰後日本大企業持續剝削亞洲資源的行為。」她表示，參與該組織的日本人旨在反對國家的這些行為，正如其名，帶有「反日」的色彩，透過爆炸行動試圖進行社會改革。

梶原阿貴明確反對這個團體「投擲炸彈」的激進方式。「但是，對於他們追求社會公平的動機與理念，我是有所感受的。」這也促使她以編劇的身分，創作《我是桐島聰》──在手段與理念之間尋求平衡的艱難，成為劇本創作的核心挑戰。

《我是桐島聰》電影拍攝完成，尚未公開上映前，先行看過試片的出版社編輯，向梶原阿貴提出出書邀請，幾經考慮她寫下《炸彈犯的女兒》。這本書最終選擇與電影在同一天發行和出版。《炸彈犯的女兒》中的自傳式創作，讓梶原阿貴經歷強烈的心理掙扎──等於公開承認自己是炸彈犯的女兒──難免擔心公眾會出現何種負面反應或聲音。

自1975年被通緝，桐島聰隱姓埋名近五十年。化名內田洋的他在鄉間流亡，直到2024年即將病逝醫院前，才坦承身分，希望以桐島聰的身分離世。「編劇最大的困難，在於如何呈現桐島聰這五十年的逃亡生活。」梶原阿貴說：「因為缺乏實際資訊，我必須想像一個最初懷抱幫助亞洲國家人民、反對日本侵略的人，在當今日本國家主義蔓延的政治氛圍下，會如何生活。」她推測，即使身在日本，桐島聰也可能會用自己的方式，去親近或幫助那些被排外的外國人。

因為父親的緣故，梶原阿貴也實際體驗過逃亡生活，這份經驗被反映在電影中，桐島聰那五十年流亡生活的情節。電影中的桐島聰，被細膩描繪出溫柔的一面，梶原阿貴解釋：「一般人會認為炸彈犯是極度邪惡、想法偏激的人。但我想，無論是桐島聰還是我的父親，他們的初衷都是為了減少或消除世界上的差別待遇，追求平等。」

在電影公開和書籍出版後，曾預期會收到負面回應的梶原阿貴，卻出乎意料的，收到許多人表示：「謝謝妳寫了這本書／劇本」。而藉這部作品，梶原阿貴也有所期待：「對日本觀眾而言，我希望能一起重新思考排外主義的行為。而對於台灣或日本以外的國家觀眾，我希望能讓他們知道，其實有很多日本人，是願意為了捍衛他國利益採取行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