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色，快樂，賀斯樂

相較於導演（director）這個身份，我似乎更能夠深刻感受到潔西卡．賀斯樂是一位傑出的藝術總監（director）。——這是我初次觀賞《小魔花》時的心境。這部電影宛如品味好得嚇人的展間：兼具音樂的色彩，和彩色的樂音；異域音樂斑斕的音群和配器，以及冰冷實驗室鮮烈的花。

的確，冷靜而精心構思的鏡頭選擇（包括鏡位和鏡頭長短）以及清晰而富有隱喻的色彩運用，都是她優秀的工具。隨著她的成熟，她在上述各方面都能夠保持平衡，維持著一種曖昧性，正是她獨特的風格所在。例如，她能夠在「環境氛圍 vs 物件質感」、「清晰 vs 隱喻」、「群像 vs 心像」、「諷刺劇 vs 通俗劇」……等方面取得平衡，尤其在《奇蹟度假村》中，這種平衡達到了巔峰，形成了一種相互制衡的效果，給人一種輕盈、也恰好藏拙的感覺。

舉例來說，她更經常使用群像的反應鏡頭來間接描繪主角，而在《奇蹟度假村》所營造的微妙疏離感，不是近乎被害妄想的驚悚，或是荒謬的反諷，能達到：對「不可理解性」的「理解」。因而電影讓人聯想到露柯希亞．馬泰（Lucrecia Martel）所營造的「奇幻的」自然主義場景，其中卻可暗藏著侯麥或漢內克式的嘲諷和提問。或許也由於開放式的結局策略，她對於以往慣常的虛無結束——不管是直接的遁入虛無，還是反諷再反諷所致——進行了某種程度的緩和。

然而，令人矛盾的是，《小魔花》將「虛無」推向極致，同時又展現極度造作的設計，卻讓我感到更具感染力。影片描繪出人可以很大範圍的「過敏」，包羅萬象的「不適」，既對現代社會感到不適，也對回歸純樸感到不適，對過於親近感到過敏，同時對過於疏離也感到過敏。而我也仿佛被這種情感所感染，內心映射著她作品中的這種矛盾：究竟是那些「不太像她的」作品更具觀賞性，還是那些「非常她」的作品更具趣味？（《小魔花》中的問題：究竟是「一般人」的價值判斷更準確，還是「受感染者」能夠「變得更好的自己」？）

從背誦語錄的荒謬劇場《餓之必要》、透過「與感染共生是否能夠變得更好的自己」的實驗室《小魔花》、到探討「不理解是否等同於不愛？而瘋狂（痴人）的愛是否算得上是愛？」的浪漫主義辯證《瘋狂的愛》；從作為旅遊紀念品的聖像畫《奇蹟度假村》、令人戰慄的避難室《鬼飯店》，到藏有驚嚇箱的3D少女日記本《任性天使》……當倒敘著回顧她的作品時，不難發現其中不斷重複出現的母題和元素。潔西卡．賀斯樂作為一位創作者的特質，逐漸變得清晰卻又讓人感到尷尬：我們該如何避免接近心理側寫的方式進行分析？這種清晰幾乎讓她的作品中的某種「代理人」情況變得明顯：普通乖又普通壞的菁英階級／天主教家庭的好女孩，想使壞但整體還是很乖。使壞原因常常源於受傷後的反叛，然而卻無法用一種更健康的方式來照顧自己，形成了一種惡性循環。

尤其在家庭場景中，特別是用餐場景中，女孩的伊底帕斯情節變得更加複雜：她們與母親對抗又串通一氣。造成傷害主要來源是父性權威（包括天主教、神的奇蹟、父母的教養、學校的教育），其僵化傳統和體制，以及一種排斥異己的自我保護機制。然而，當女孩反叛或者採用另一種權威（例如，在新片《餓之必要》中，採用新老師提供的革命性教條）來對抗時，最終結局往往是虛無。

「虛無」是賀斯樂作品中最獨特的核心。初看之下，幾乎每部作品都在不同的議題上進行辯證，然而推進到最後，往往無解的，指向了整個世界的漠然。就像《小魔花》中所展現的，那種籠罩世界的漠然是無法逃避的，近乎無望，無力，無以辯證，只得接受。「虛無」在《鬼飯店》中體現為存在主義式的焦慮，《瘋狂的愛》中表現為憂鬱氣質的自毀誘惑，而在《奇蹟度假村》中指向為何能「無中生有」的質疑，在《餓之必要》則推向零卡飲食的「零」……而那背後概念仍然是「人註定無法真正理解彼此」的冷漠。

比如，在最為「浪漫」的《瘋狂的愛》中，進行的辯證是：不理解是否等同於不愛；相反地，自以為能理解對象的痴迷愛情，被揭示為荒謬可笑，怎能算是真正的愛？而《餓之必要》雖然在表面上匯聚了眾多元素，探討的議題也更為當代，但核心態度仍是：父母的進步觀念或者所謂「包容」的外衣下，是放任和漠不關心；同時，學生們盲信著沒有節制的進步主義，缺乏思考和反思的空間。這種情況下，人對於自己所處的世界、他人以及被包裹在之中的自己的行為都感到不理解。

其中，一道鮮亮的橘紅清晰地浮現，同時也具有轉化為其他變奏的潛力。是短片《含苞待放的那天》和《奇蹟度假村》中那種渴望認識世界的羞怯與野心，再說謊、猶豫、矯飾，都有一份真誠。是任性天使的性騷動，《小魔花》異化的生命力。橘紅色在賀斯樂的電影象徵著「變異即生命」的代表，雖可能終歸虛無，卻在她作品中，代表了在這漠然、人無法理解彼此的世界中仍然能引發火花的事物。

一方面，賀斯樂讓人聯想到《紀念品》的導演喬安娜．霍格（Joanna Hogg），然而，在探討階級、品味以及這些議題所帶來的親子關係困擾時，兩人對於如影隨行的「想使壞的乖孩子藝術家調調」反應是如此不同。霍格穿戴這件事如貼身絲綢——連那所謂的「後設性」都薄如蟬翼。而賀斯樂卻無法不感到某種束縛，仿佛穿戴著一件緊身的厚外套，只能亮起她喜愛的橘紅色刀刃，冰冷的質地閃爍著溫暖的光，悖論而魔魅地，挺身為了生機勃勃的一刻——把衣服割裂。即使代價是捅穿自己的大動脈。

另一方面，縈繞不去的「代理人」心理展現和虛無議題，散發出一種獨特的魅力，仿佛是創作者無法也無力轉化的完形：所有事物都是她自己；女孩，男孩，玩伴，父母，老師。這種未分化也像拉斯．馮提爾虛晃也虛妄的辯證——上帝是他，約伯是他，魔鬼是他；薩德是他，朱斯蒂娜同樣也是他。然而，我更驚喜於：這個時代的女性創作者也可以擁有並展現這種精湛的技巧和蠻橫的意念？正如她的鏡頭下所呈現的，那些任性，迷惘，冷酷地接受「人們終究不理解彼此」的女性形象。而這個「不」卻極具選擇性和行動力，總在某些時刻，綻放出變異，更醞釀著持續變異的潛力。